我小時候執行得非常嚴厲，感覺到了 1985 年左右稍有鬆動，前述的假冒「作曲家」無法再囂張，但是電視上仍不准出現日文，那時聽說鄧麗君、翁倩玉、歐陽菲菲在日本歌壇走紅，卻從未在電視上聽到她們唱一首日文歌。
1985 年另一件對日交流的重大事件是郭泰源、莊勝雄打進日本職棒，被國內同樣定義為「為國爭光」的行為，不久之後，郭莊比賽的影片也獲准在台播出，但是消 (日文) 音後配上中文解說的版本。
可以解釋 1972~ 1988 年間那樣環境成長的四五年級也成為對日本最不友善的年齡層。
電影是比流行歌曲更大型的藝術品，更可以展現出國家的文化、科技、語言等軟體力量，從 1972 年雙方斷交之後就封鎖日片到滴水不漏的地步！在 1975~1988 年這段時間只發生過一件例外事件，那就是 1984 年在「日本放送交流協會」推動下破例讓四部日本電影在台灣上映，「日本放送交流協會」不但不收版權費甚至還捐錢給國內新聞局，從長線來看，日本此舉應有政治兼具文化考量。
關於這個故事又發生了我擔心的問題：國內竟然沒有留下正式記錄，因此時間以及台日雙方動機我都不敢 100% 敲定，有待我退休後再去圖書館翻報紙做成更詳細的記錄。
我找到一篇關於這個故事比較詳細的回憶文章，竟然是導演徐立功先生接受中國廣州【南方人物周刊】採訪的專訪文：
1980年 (考證有誤，應該是 1984 年)，中國育樂公司董事長張雨田通過私交，將 4 部日本影片《望鄉》、《砂之器》、《203高地》、《老師的成績單》帶到台灣。時任新聞局長宋楚瑜得知後，建議將電影交給電圖作觀摩放映。拿到影片，徐立功激動不已——在當時的台灣，日本電影依然是禁片。他趕緊聯繫其他片商，又拿來 3 部德國電影，其中一部便是名導法斯賓德的《寂寞芳心》。
那一次，總共有來自 6 個國家的 15 部影片集中展映，這無意間孵化出了日後“金馬獎國際影展”的雛形。
得知能看到日本影片，島內觀眾興奮異常，甚至有人專門從中南部包車來台北看電影。70元新台幣一張的入場券，被黃牛炒到超過 600元。為時 8 天的放映進行到第 5 天，員警就抓了 17名黃牛。
上述的「........甚至有人專門從中南部包車來台北看電影。70元新台幣一張的入場券，被黃牛炒到超過 600元。為時 8 天的放映進行到第 5 天，員警就抓了 17名黃牛.......」應是指金馬獎國際影展時，這四部日本片在台北市新聲戲院上映。
後來這四部獲批准後要走出影展全台上映，不是四部一次推出，而是經過慎重行銷包裝後，好幾個月才推出一部，就因為如此我不記得確切上映時間，網路上也沒有留下比較詳細的記錄。
我當時的年齡不記得是否發生了徐立功這篇文章所述的誇張現象，只記得《望鄉》、《砂之器》在國內大賣，當時《望鄉》屬於限制級電影，我還不能入場看，《砂之器》我 1985 年親自到電影觀賞印象深刻，《203高地》則是跟著朋友看了盜版的錄影帶。
有趣的背景因素是：1980 年代初是日台時間的冰河期卻是日中關係的蜜月期，當時中國剛剛進入改革開放，許多城鎮企業空有人力待業卻缺少外援，最適合提供技術、管理甚至貸款支援的毫無疑問就是國力達到歷史高點資金無處可去的日本，大家記得 1979 年鄧小平訪美，卻很少人知道鄧小平早一年 1978 年就訪問日本示好，日本提供了技術、高階人材、資金方面的協助之外，中國也引進了三部日本電影，當年也在中國引起了一陣日本熱，其中只有《望鄉》一部和台灣名單重覆。
到了 1980 年代末期，台灣這邊李登輝掌政後大方的開放日本文化交流，反之，中國發生 1989 年天安門事件造成內部動盪，這件事照理說跟日本無關，但是中國必須尋找新的敵人以轉移注意力，此時～憑著二次大戰的老帳本，日本人屏雀中選了！雙方關係開始劣化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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